摘  要：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课题组针对英语植入日常生活空间的现象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调查，调查涉及八个方面：店铺名称、各类广告、生活用品、食品饮品、交通工具、当代小说、《读者》、网络聊天。调查发现，八类调查对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英语植入现象。将日常生活空间比作生态环境，将植入的英语比作外来物种，从生态学的视角揭示致使英语植入国人日常生活空间的非生物因素、英语作为外来物种自身具备的性质和人为因素，研究也考察了英语和汉语的种间关系。

关键词：日常生活空间;英语植入;生态语言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国民英语能力的持续提升，英源外来词、英语字母词、“零加工”英语词/句的直接借用等逐渐融入汉语之中。在以往的英汉语言接触研究中，郭鸿杰就汉语中英语借词对汉语构词法以及汉语语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1]、[2];梁玉玲则从模因论的视角，总结了汉语词汇中的英语外来语模因的形成、种类、传播、相互影响[3]。李永红阐述了汉语网络语中的英语借词[4];王欣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对英汉借词的范畴化问题进行了分析[5];刘荣、潘贵生则运用计量手段，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英源外来词在2013～2016年《人民日报》中的实际使用状况[6]。这些针对英汉语言接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音译词、意译词、字母词、中英混合词、英语缩略语等，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总体上来说，以往的英汉语言接触研究所采用的语料比较单一，调查涉及面也较为狭窄，而且缺少对英语“零加工”借用，即英语的“原形植入”方面的考察。

本文所说的日常生活空间包括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既指现实生活空间，也指电视、广播媒体以及网络等虚拟空间。日常生活空间是民族语言的重要栖息地，人们经常性地通过视觉、听觉接触日常生活空间的语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中，无论是通晓英语的知识分子，还是不谙二十六个字母的普通百姓，他们或是主动地将英语移植到汉语之中，或是被动地接触汉语中夹杂的英语，这一语言现象，理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为了探明英语植入日常生活空间的广度和深度，我们采用田野调查法，在日常生活空间的八个方面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实践调查，获取了第一手原始资料。我们把汉语中夹杂英语的现象称为“英语植入”，因为这好像是把一种植物的个体移植到另一物种群体中。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调查对象是英语的“原形植入”，包括字母、单词和语句。

一、英语植入现象的生态观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7]（P1），因此，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生态”的核心语义。生态语言学，又称“语言生态学”，目前主要有两个研究模式：一个是“韩礼德模式（Hallidayan Approach/Dogma）”[8]，即非隱喻研究模式，它强调

语言的使用会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下，对语言系统中的非生态现象进行话语批评，从而促进自然界的生态和谐;另一个是“豪根模式（Haugenian Approach/Dogma）”[9]（P325—339）、[10]（P57—66），即隐喻研究模式，它将“语言生态学”定义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把特定语言与它所处环境的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

近些年来，国内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在韩礼德模式内进行，大多是理论层面的研究。豪根模式的研究则主要是围绕教学、翻译、濒危语言、全球英语以及中国英语等展开的[11]、[12]，应用于其他语言实践研究的很少。根据“豪根模式”的语言生态观，我们把日常生活空间比喻为“生态环境”，植入的英语比喻为这一生态环境中的物种，将环境意识和关系意识纳入到对语言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中，从而打破了语言研究的抽象定势，以便于我们从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日常生活空间的英语植入现象。

二、调查设计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吸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地的交流合作，在科技、经贸等文本中出现了大量的英语字母词、英源汉译词等，本次研究的调查避开这些领域的英语植入现象。同时，我们也避开公示语的调查，因为公示语的双语化、多语化是国际化的必然趋势。我们把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空间的调查上，因为它关涉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是民族语言的主要栖息地。

本课题组在2018年下半年和2019年上半年，分别调查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八个方面：店铺名称、各类广告、生活用品品牌名称（分为日用品和鞋包服饰）、食品饮品、交通工具、当代小说、《读者》、网上聊天，搜集与英语植入有关的语料现象。在对调查样本进行采集时，充分考虑到地缘的广度、时间的跨度与时空的平衡。调查的店铺名称涉及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大、中、小城市及乡镇。广告调查选取四类线上、线下的不同广告载体。生活用品和食品饮品的调查全部选择国产品牌中最为畅销的种类。交通工具的调查包括私家车、公交车和共享单车。当代小说以2003—2017年间每年网络小说排行榜中名次最为靠前的为调查对象，一共15部，总字数为5336万。《读者》则以2003—2017期间出版的期刊为调查对象，分段抽取17个样本。网络聊天的调查数据均来自大学生QQ群和微信群以及QQ动态和微信朋友圈。采集的信息全部是关于英语直接植入的语料，不包含任何英源翻译形式。为此，我们组建了一个二十余人的调查团队，要求调查者拍照、记录英语文本，作为调查证据留存，以保证调查的真实性、可信性。

三、调查结果统计

（一）店铺名称

本课题组在调查店铺名称时，尽量避开国际品牌集中的路段。在上海调查了闵行区青年路、曙建路，杨浦区靖宇东路，共600家店铺。在浙江省杭州市，调查了景芳路和景昙路、凤起东路的部分路段，共385家店铺;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七里泷大街，共223家店铺。在浙江省兰溪市，调查了人民南路的75家店铺。在四川省成都市，调查了春熙路和三星路交汇处的96家店铺、成华区府青路二段的245家店铺;在四川省绵竹市，调查了回澜大道的84家店铺。在河南省新乡市，调查了平原路的219家店铺。总计有12条街道1927家店铺名称。被调查的街道全部存在英语植入型店铺名称，即使乡镇也不例外。比如，在富春江镇就有“tomorrow童装”“美甲沙龙 What’s true cool”等英语植入型店铺名称。可以说，英语植入型店铺名称遍及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及乡镇，其数量（剔除了重复部分）占店铺名称总数的16.87%。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二）各类广告

本课题组共调查了八个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六种杂志登载的广告、六种报纸登载的广告、十二个网站的首页广告。在统计时，均剔除了重复的广告。

2018年10月和11月，我们相续调查了央视一套、央视六套、江苏电视台、湖南卫视的360个电视广告;2019年2月，又连续24小时追踪央视六套（2月11日）、新疆卫视（2月17日）、浙江兰溪电视台（2月11日）、湖南卫视（2月18日）播出的广告。据统计，我们调查的广告总数为174条。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地方电视台所播出的广告中，英语植入型广告占比都在25%以上，湖南卫视英语植入型广告的占比甚至高达57.14%，各电视台的英语植入型广告平均占比为33.33%。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本课题组调查了《第一财经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摄影之友》《中国国家地理》《南方人物周刊》《读者》六种杂志2017全年所登载的广告，剔除重复的之后，总共有349条，其中，英语植入型广告有256条，其占比高达73.35%。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

本课题组随机调查了《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烟台晚报》《成都商报》《羊城晚报》《天津日报》六种报纸，在2018年30期79个版面中所刊登的广告，剔除重复的之后，总共有254条，其中，英语植入型广告有44条，其占比为17.32%。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

本课题组调查了360商城、天猫、苏宁易购、爱淘宝、京东商城、淘宝网、唯品会、苏宁大聚惠、聚美优品、国美、卷皮、当当网等12个网站，在2018年10月13日网站首页打出的广告，总共有118条，其中，英语植入型广告有23条，其占比为19.49%。具体数据如表5所示：

为了直观起见，我们将四类广告中英语植入型的数量及所占比例进行了汇总，具体如表6所示：

表1和表6的调查数据表明，英语已经渗透进各地的商店名称（即“招牌”）以及各种类型的广告。调查还发现，某些广告的英文字数甚至超过了中文字数。以杂志上的广告为例，其中，大会、论坛、赛事、电影等广告普遍采用双语，用双语做广告可能是为了扩大受众面。此外，杂志上外国品牌的产品或服务广告本身就自带英文广告标语，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将英文大量引入了杂志广告中。

（三）生活用品品牌名称

本课题组调查的生活用品品牌名称，主要包括日用品类和鞋包服饰类。其中，日用品类有：牙膏26个品牌、沐浴露35个品牌、洗面奶38个品牌、洗发水27个品牌、面膜31个品牌、护肤品32个品牌、水杯21个品牌、毛巾23个品牌、笔记本电脑29个品牌、手机壳37个品牌、碗/盘33个品牌等，总计11类332个品牌。鞋包服饰类有：儿童服装25个品牌、学生服装31个品牌、成人服装28个品牌、鞋子31个品牌、背包23个品牌、帽子22个品牌，总计6类160个品牌。生活用品的调查全部选择国产品牌中最为畅销的一种类型或一个系列。

在日用品和鞋包服饰类的每个品牌旗下，都有多种系列产品。如果仅从品牌层面来看，在26个品牌的牙膏中，只有4个品牌旗下的系列产品全部没有英文字样;在35个品牌的沐浴露中，只有一个品牌旗下的系列产品全部没有英文字样。鉴于这样的特殊情况，为使调查结果更加客观、公正，我们从每个品牌中抽取销量最好的数种系列产品作为调查样本，从这些样本中来考察英语植入型的品牌数目，并计算出带有英文字样的品牌比例。日用品和鞋包服饰品牌名称中英语植入型的数量及占比如表7、表8所示：

（四）食品饮品

本课题组抽取了八种全部国产食品饮品中的176件产品的包装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发现其中存在英语植入的有125件。具體统计数据如表9所示：

（五）交通工具外饰

在2018年10月，本课题组调查了上海市街头的101条公交线路的163辆（已经减去重复外观的数量）公交车外观装饰、1255辆私家车的外观装饰以及8个品种的共享单车外观装饰。在调查时，剔除了车身上带有网址的样本。调查发现，交通工具中的英语植入主要体现在共享单车上，其英语标识包括：mobike，Hellobike，Forever，OFO，RIDE FOR FREE/vitality 99等。私家车辆偶而会出现英语装饰，如“baby in car”等。具体统计数据如表10所示：

（六）当代小说

对于文学作品的调查，本课题组以2003年至2017年之间的热门小说为对象，选取网络小说排行榜中名次最为靠前的当代小说15部，总字数为5336万。我们对每部作品中的英文单词数进行了统计，同时发现，网络小说中除了英语字母词、英文商品名称外，还有生活中常用的英文单词，甚至语句。具体统计数据如表11所示：

（七）《读者》

《读者》深受受众的喜爱，内容也比较贴近日常生活，其语言具有一定代表性。本课题组对2003年至2017年发行的《读者》分层抽取了17个样本进行调查。为了便于统计，每期均按11万字计。调查发现，该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夹杂的英文，既包括CNN、GDP、BBS、CEO、A股等字母词，也包括coffee break、communication、patience、google、music、Dim sum等英文单词，甚至还有一些英文句子。具体统计数据如表12所示：

（八）网络聊天

本课题组跟踪记录了2018年7月1日至15日，三位大学生的15个QQ群和15个微信群各14天的聊天内容;接着，又跟踪记录了2018年8月1日，三位大学生在QQ动态中发布的内容、三位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动态中发布的内容。我们对群聊和动态内容中所出现的英文次数进行了统计，包括英文字母、单词、句子（一个句子仅算一次）以及英文昵称。调查发现，在网络聊天中，英语植入最突出的表现是聊天者的英语昵称。同时，大学生在聊天中穿插英语单词或者句子进行调侃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具体统计数据如表13所示：

由于网络聊天的占比很难予以量化统计，因此我们将其排除在外，把其他载体中英文植入的比例进行了汇总，具体如表14所示：

四、英语植入现象生态学分析

根据豪根的语言生态观，语言的生存空间类似于生态环境，而语言可以比作生态环境中的物种。生态环境的各种因素均会影响到植物的生长和发育，而植物的生物抗逆性、环境适应性同样也是决定植物是否能够成功繁衍的重要因素。英语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汉语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英语植入现象，那么，其背后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着英语植入的深度与广度呢？英语植入汉语后形成的相互关系又是如何呢？下面，我们拟从非生物因素、物种性质、人为因素以及汉语和英语的种间关系等方面，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非生物因素

在生态学上，非生物因素是指影响某种生物生活和分布的环境因素，如气候、水分和土壤等。我们认为，推动英语植入汉语的非生物因素，主要包括国民英语素养、英语推销、商业环境等。

1.国民英语素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国民的英语能力持续提升。据瑞典教育机构英孚在2019年11月发布的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相比于其他非英语国家的使用者而言，中国人的英语水平首次晋级中等熟练度。可以说，国民英语素养的不断提升为英语植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条件。

2.英语推销

英、美等英语国家对本国语言的强有力推销也是英语植入汉语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达到文化扩张和谋取财富的双重利益，英美等国从未停止过把英语推向全球的脚步。他们凭借科技、经济、军事与传媒等优势，把通晓英语设为进入顶尖大学学习的必备条件，推出雅思、托福、GRE、GMAT等考试科目;同时，在非英语国家设立大量英语培训机构，出版英语培训教材等。以上因素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英语植入汉语的现象。

3.商业环境

店铺、广告、商品是日常公共空间语言的主要栖息地，科技实力、商品消费者、生产者和经销商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商业语言环境的建构。英语国家的科技实力使消费者对这些国家的商品产生一种企羡心理，生产者和经销商充分利用这一心理，给店铺、广告、产品或服务贴上英语标签，来提升产品的品牌形象，这也对英语植入汉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物种性质

作为一个有动能的物种，英语具备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其中，英语的权势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而产生的语用功能，使它具备较强的抗逆性，因而能够植入于汉语之中。

1.英语权势

二十世纪以来，美英等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军事、经济、电影、电视等领域的强势地位，使英语成为全球的强势语言，获得了“全球通用语”的身份[13]。对于社会中的有些人来说，英语是经济地位、社会阶层和身份的象征，日常语言交流中夹杂英语能够彰显言者的学识和社会地位，能够满足年轻人追求时髦、前卫的欲望[14]。大学生在网络聊天中夹杂英语、共享单车的英语装饰等，均是在英语权势因素推动下的英语植入类型。服装类英语植入型产品的数据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语权势在年轻人中的影响更大，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壳中的数据统计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说，英语作为一种具备权力的语言，是它能够移植到其他语言的一个突出的生态因素[15]、[16]，它的影响力已经波及到中国的日常生活空间。

2.语用功能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进入汉语语者群体，客观上也会产生语用功能。比如，弥补输入语的语义缺项，避免第三方听懂或读懂，表述委婉、得体，承载输入语文化，构图形象（字母词），省力等，这些语用功能也是英语植入汉语的重要推动因素[14]。网络小说、《读者》、广告和网络聊天的英语植入，均与语用功能有一定关联。调查样本中具有代表性的用例有：windows系统、polo衫、OA系统、Slush办公室、A股、I phone、Starbucks、T恤，“我手里的这一款zippo能够持续燃烧照明……”等。这些语用功能的出现是两种不同语言、不同文化接触后自然产生的现象。

（三）人为因素

在自然界，人类对环境的干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植物的生长和分布。在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人为因素，主要是指人的主观意识或行为，它会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在英语权势的影响之下，我国英语学习者日趋低龄化，入学、毕业、入职、升职等往往需要通过英语考核。同时，在以往的中学教育、高等教育中，有些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在汉语语言文字保护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方面有所忽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英语植入汉语提供了条件。

（四）物种接触

在英语植入汉语后，两个物种之间必然会发生相互接触。植入汉语中的英语，经过音译或者意译后，一些英语词汇便进入了汉语体系，弥补了汉语中的语义缺项，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同时，英语植入汉语，也扩大了英语的传播范围，英语的栖息地得以扩张，这是生物种群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英语植入汉语也可能会因为化感作用（allelopathy）而给汉语带来负面影响。所谓“化感作用”，是指植物（包括微生物）的代谢分泌物会对环境中的其他植物或微生物产生抑制作用。英语植入汉语，表面上看似乎

只是文字的植入，实际上语言总是承载着文化以及该语言使用者的价值观，这些无形的观念就类似于植物的代谢分泌物，会在有意无意间影响着汉语以及汉语说话者，致使汉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遭受西方文化的侵蚀，民族语言文化有可能会遭遇认同危机[17]、[18]、[19]。反过来说，汉语对英语也同样具有化感作用，植入到汉语环境的英语获得了一些汉语的特征，从而产生了英语的变种——中国式英语[20]。

本次社会调查发现，在日常生活空间中，英语植入汉语现象较为普遍。生态学分析表明，影响英语植入汉语的因素，可以归结为非生物因素、英语物种性质和人为因素;英语和汉语的种间关系既表现为互利共生，也表现为相生相克。本次研究的调查和分析，也向我们发出了一定警示：有些英语植入的现象已经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所规定的界限。2019年4月，本课题组对天猫商城11个国产品牌的34个产品的消防警铃外观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全部为英文的达到13个。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的播音员有时也会使用英语借词。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逐步提升，我们相信，英语植入汉语的趋势将会逐渐放缓，甚至有可能发生逆转。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高度重视母语教育，统筹安排外语教育，并将国家语言文字安全问题纳入到顶层设计中来，推动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的创新性、高质量发展。

參考文献：

[1]郭鸿杰.二十年来现代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及其对汉语语法的影响[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5）.

[2]郭鸿杰.从形态学的角度论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对汉语构词法的影响[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4）.

[3]梁玉玲.基于模因论对汉语词汇中英语外来语的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3）.

[4]李永红.汉语网络语中的英语借词透视[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

[5]王欣.英汉借词范畴化认知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6]刘荣，潘贵生.《现代汉语词典》所收英源外来词使用状况考察[J].语言文字应用，2019，（1）.

[7]尚玉昌.生态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Halliday，M.A.K.New ways of meaning：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J].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90，（6）.

[9]Haugen，E.The ecology of language[A].In Dil， A.S.（ed.）.The Ecology of Language：Essays by Einar Haugen[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10]Haugen，E.The ecology of language[A].In Fill，A. & Mühlhäusler，P.（eds.）.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C].London：Continuum，2001.

[11]韩军.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3，（4）.

[12]方小花.近十年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述[J].海外英语，2019，（6）.

[13]徐波.英语“全球通用语”地位的形成与双重影响[J].外国语文，2010，（5）.

[14]缪素琴，祝尔悦.互联网时代英语融入汉语的博弈语用学分析[J].外语研究，2016，（6）.

[15]Kachru，B.B.The power and politics of English[J].World Englishes，1986，（5）.

[16]王瑾，金娜娜.生态语言学视角中的英语全球传播研究[J].中国外语，2018，（4）.

[17]曹杰旺.关于英语霸权时代民族语言文化保护的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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