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成竹

摘  要：参与者因素在语言景观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理论建构方面，相关分析框架对参与者进行了定位，将其分为生产者与受众两类。在实证研究方面，语言景观与生产者互动的研究，主要与生产者的能动性、互动性、多维性有关，而与受众互动的研究则分为感知和态度两类。在研究方法上，则包含从标牌的角度出发和从人的角度出发两种路径。现有研究有助于对语言景观进行动机分析和意义阐释，方法的多样性也揭示出语言景观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就今后的研究而言，在理论、实证、参与者类型、国内发展四个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关键词：语言景观;参与者;生产者;受众

一、引言

语言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呈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以声音、纸质（或电子）文本等形式展现外，地理空间中的各种标牌、标志也是语言文字呈现的重要形式。学界对标牌语言呈现的研究很早，Spolsky & Cooper在探讨耶路撒冷的语言问题时，就论述过耶路撒冷老城街道标牌的语言使用[1]。1997年，Landry & Bourhis在《语言景观与民族语言活力：一项实证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语言在一定区域内的公共与商业标牌上的可视性和凸显性”[2]（P23）。进入本世纪以来，语言景观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其研究结合了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符号学等学科。目前，国内对于语言景观的探讨，除了实证研究之外，也有若干理论介绍[3]-[6]与研究综述[7]-[12]的论文。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对语言景观研究的逐步深化，也开始注重探讨语言景观中的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并进行了相关的文献评述，这些综述或关注了语言景观与其他领域的界面研究[13]、[14]，或关注了对特定类型的语言景观的研究[15]。

从这些综述的结论可以看出，语言景观研究除了描述标牌语言使用的分布外，也需要关注到与之相关的参与者。尚国文、赵守辉指出，“语言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实践，不是简单、静态的语言现象，而是一个管理机构、读者、标牌制作者、所有者多方互动的话语过程”[4]（P222）。Hudson将“人”置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认为语言的社会功能即是“人们使用语言表达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各种方式”[16]（P230）。语言景观作为社会语言学的分支，也应该对“人”的因素予以更多关注，而非仅仅关注于不同语言的空间分布。2019年出版的论文集《理解语言景观中的人和场所》，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作者指出，語言景观研究的并非是单纯的一个特定场所，而是对这个场所的理解，现在的语言景观研究开始愈发关注存在于这个场所意味着什么、这些意义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语言景观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通过语言及物质符号进行调节的[17]。

具体而言，语言景观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单一的。Backhaus指出，对语言景观的分析，要探索它是“由谁设计”与“为谁设计”的[18]（P54）。同时，语言景观作为地理空间中的话语形式，语言景观与参与者的互动，可以看作是Fairclough所提出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一种形式，而话语实践本身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过程[19]。结合二者的观点，在参与者的问题上，负责生产和分配的参与者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可以归为广义的“生产者”;消费过程的参与者，则可以被定义为“受众”。在理论建构中，参与者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被归于不同的位置;在实证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对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在语言景观中的地位的关注也有所不同。基于此，本文旨在从参与者角度出发，对语言景观这一社会语言现象予以审视，并从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两个视角，对语言景观中参与者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二、理论建构中的参与者因素

在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历程中，不同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为语言景观建构理论框架，而其中的很多框架均将参与者或显性或隐性地纳入其中。Scollon & Scollon在地理符号学（geosemiotics）理论之下，划分了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视觉符号学（visual semiotics）和互动秩序（interaction order）三个系统[20]，其中，互动秩序系统探讨的就是人们与语言景观的互动模式，分析了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所利用的资源（时间感、空间感、人际距离、个人门面）和主要的互动单位。除了互动类型的研究，很多学者也致力于对参与者进行分类。Huebner将交际民族志理论中的“SPEAKING”模型，运用在对语言景观的分析上，强调将标牌语言形式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其中，字母P代表的便是“参与者（participant）”，他将语言景观的参与者分为主体和受众两类[21]。Spolsky则在领域语言管理这一大框架下，把语言景观看作是公共空间领域的一种类型，作者指出，参与者可以分为该领域内标牌的拥有者、制作者、受众，以及领域外的管理者[22]（P65）。尽管这些理论在具体的分类上存在一定差异，但生产者和受众的基本分类仍然是合适的。

在语言景观理论中，除了将参与者纳入宏观的框架之下，也有专门探讨具体类型参与者情况的。就生产者角度而言，Ben-Rafael等从标牌所属的角度出发，将语言景观划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并区分了官方和私人两类生产者[23]。Spolsky指出，标牌制造者在进行选择时，首先要考虑是自己懂得的语言，其次是目标群体使用的语言，再次则是能够体现自己的主体地位[24]。Ben-Rafael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语言景观构建的四条原则：自我展示原则（生产者将自我在社会环境中凸显出来）、充分理性原则（理性地满足受众的需求）、集体身份认同原则（将自身与所属的社会文化群体联系起来）和权势关系原则（不同权势的语言在语言景观中对语言资源的分配）[25]。可以看出，对语言景观生产者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标牌设计的动因;同时，这些理论框架也表明，对语言景观的构建不仅仅是由直接的制作者的能动性所决定的，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也会对这一过程产生制约。

作为“语言景观”概念的提出者，Landry & Bourhis由于具有教育学和社会心理学背景，他们注重将语言景观与人们主观上对语言活力的感知相联系[2]。尽管如此，相比于生产者而言，受众在语言景观理论框架中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Trumper-Hecht注意到，对于相同的标牌，不同身份的观察者的感知是不同的，而传统语言景观研究所关注的只是物理维度（标牌的物质形态）和政治维度（语言政策问题），因此，必须要加上第三个维度——体验维度，即人们对语言景观的感知[26]。

综上所述，目前的语言景观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理论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虽然上述理论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参与者因素，但在多数理论框架中，所讨论的参与者往往只有生产者，尤其是生产者在标牌设计中的动因与制约，而对于受众与语言景观的互动则关注較少，并缺乏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尽管如此，在相关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中的参与者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今后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实证研究中的参与者因素

（一）语言景观的生产者研究

生产者不仅是语言景观的创作者，也是语言景观意义建构中最“权威”的参与者。就此而言，对语言景观生产者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生产者的意图及其如何使用各类符号资源来建构意义。下面，主要从能动性、互动性和多维性三个层面，来梳理生产者和语言景观相互关系的有关研究。

生产者作为语言景观的拥有者或制作者，在设计、制作标牌的过程中存在一定能动性。在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生产过程中，生产者是非官方的个人或机构，对标牌设计具有更多自主权，他们通过标牌语言选择或图案设计等方法来展示自我是较为常见的。Bogatto & Hélot研究了法国斯特拉斯堡某街区商户标牌的语言使用情况，作者指出，语言景观的生产与展示是对特定区域进行的标记（至少是象征性的），从而展现出生产者自身与众不同的身份认同[27]。这种能动性不仅存在于自下而上的非官方标牌生产上，亦反映在自上而下的官方标牌上。Tan对新加坡的不同官方机构（学校、街道、城铁）的地名标牌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它们都属于官方标牌且共同受到国家语言政策的管理，但不同机构在语言的选择上存在差异[28]。

同一空间往往存在不同的主体作为语言景观的生产者，这些生产者间的互动对语言景观的塑造和意义建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Amos调查了法国科西嘉岛某高校的语言景观，探讨了语言景观与语言意识形态、机构身份认同的关系。作者指出，标牌生产者通过增加科西嘉语可见度及削减法语可见度，来建构其科西嘉身份认同，同时，这是自上而下的官方机构和自下而上的普通师生共同完成的，由此表明机构身份认同并非仅仅由领导层决定，更是通过不同层级的互动来共同决定的[29]。Papen则分析了柏林某街区的商业标牌和街头涂鸦，通过对两类标牌的生产者（商户和街头艺术家）的访谈发现，前者强调商业动机，而后者则强调了政治性，这种话语冲突反映了二者对于城市空间主导权的争夺[30]。聂鹏和木乃热哈分析了西昌地区彝文语言景观情况，比较了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在彝文使用动因的差异。作者指出，官方标牌更注重民族平等、旅游经济等，对于私人标牌拥有者而言，彝文的使用仅仅是遵循官方语言政策，而对其文化和经济意义考虑不足[31]。

语言景观的生产者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固定的，除了标牌的直接制作者和拥有者，语言景观的生产可能还会受到更复杂、多层次的因素的影响。Malinowski指出，“任何基于标牌的语码选择和置放对区域内及其他更广泛意义的象征意图的解读，既有可能是出于景观本身的能动性，也可能是出于任何个人或集体的意图”[32]（P123）。苏杰对上海部分餐馆语言景观的研究就发现，在分析语言景观所反映的文化权势时，相比于制作者的动因，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33]。Raga对埃塞俄比亚城市季马的阿凡奥罗莫语（当地的地方语言）标牌的制作者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受访者对这种语言往往持有负面的态度，而且很多人并没有受过这种语言的训练，他们仅仅是出于遵循当地政府的语言政策而将阿凡奥罗莫语用在标牌上，对其中的语言使用是否存在错误并不关心，不同层级的参与者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标牌语言失误现象[34]。

综上所述，多元性是语言景观生产者研究的一个关键词。一方面，由于一个区域内语言景观本身具有多样性，多样化的标牌形式反映出生产者也是多样的，形形色色的生产者的意图是有所不同的;另一方面，即便是对于相同的标牌，其背后生产者亦存在着不同的层级，这种多元性使得对语言景观意义的解读更为复杂化。不过，目前的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生产者的意图，对于语言景观的生产过程则关注较少。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在生产过程的研究中阐述不同主体在语言景观设计和意义建构中是如何协商的，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语言景观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二）语言景观的受众研究

受众是语言景观的另一类参与者。在现有理论框架中，尽管受众并不像生产者那样受到足够重视，但在相关实证研究中仍占有较大比例。具体而言，该研究话题主要涉及到受众对语言景观的感知和受众对语言景观的态度。

第一类研究是对语言景观的感知。尽管语言景观的语言符号是在地理空间中的物质性呈现，但人们对标牌的主观感知可能会与客观情况有所差异，并且会受到其社会身份的影响。Aiestaran等[35]和Trumper-Hecht[26]分别对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和以色列进行问卷调查，以分析人们对语言景观分布的感知与倾向，结果发现，不同母语的族群在感知上确实存在差异，如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比犹太人更能感知到阿拉伯语标牌的存在，但二者在希伯来语标牌的感知度上相近。除了数量上的感知外，对语言景观意义的理解也是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Juffermans & Coppoolse将语言景观受众的读写能力作为自变量，分析了冈比亚某个村庄的文盲、半文盲、识字者对当地语言景观的看法，研究发现，尽管文盲在阅读文字上存在困难，但部分人仍可通过文字之外的多模态符号来理解标牌的意义，因此，作者指出，读写能力的概念要从单纯的语言文字读写能力扩展到对符号系统整体的读写能力[36]。

第二类研究是对语言景观的态度（包括它所反映的语言态度问题）。“态度”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语言态度研究在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景观作为语言在地理空间的视觉呈现，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语言景观不仅仅是被人们所感知的，人们也会对它们及其所代表的语言现象作出评价。语言景观中不同语言的可见性和凸显性会影响到人们的语言态度。

语言景观在语言态度研究中可以作为研究变量出现，测试在不同语言景观环境中生活的人们语言态度的差异。Dailey等采取了配对变量语法，并将受试者所处环境的语言景观纳入研究变量，对美国白人和拉美裔语言态度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语言景观中西班牙语被感知越多，拉美裔受试者对白人英语口音的态度评价越低，而语言景观对白人受试者语言态度没有显著影响[37]。Ujvari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对希伯来语态度的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尽管受试者总体上都对希伯来语持负面态度，但生活在有希伯来语语言景观地方的居民对希伯来语要更为包容。这表明，语言景观中外语的出现，有助于当地居民对其产生积极态度[38]。

除了作为测试的变量，语言景观在语言态度研究中还有更多的应用。Hornsby对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语言景观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尽管布列塔尼语在语言景观的可见度在上升，但这种状况多是用于装点门面，并不一定能使当地年轻人更多使用布列塔尼语，这种语言更多是作为一种象征存在[39]。Hancock对英国苏格兰地区首府爱丁堡的职前教师培训学生参与观察当地多语景观的活动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学生们对于当地语言多样性的态度主要有三类：逃避、接受和意识;他还推测，这种态度的差异会对他们将来参与教学实践产生影响[40]。Carr则对美国洛杉矶东南部三个拉美裔社区的语言景观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从量化层面上讲，英语在标牌数量上的优势反映了它所具有的显性权势;同时，质性研究又表明，西班牙语在团结社区这一意义上则具有隐性的优势地位[41]。

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关研究中，关于语言景观的态度往往指的是语言态度。其实，语言景观本身在语码之外，还有字體、多模态符号等要素，就此而言，对语言的态度和对语言景观的态度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语言景观不仅仅是社会语言情况的反映，其自身即具有意义建构的可能性，因此，在与之相关的态度问题上，应当将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语境考虑进去，而不能仅仅限制在语言态度问题上。

综上所述，受众虽然不拥有语言景观的“著作权”，但它并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对于生产者而言，语言景观构建与自身身份认同和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受众而言，一方面，语言景观会影响其语言态度、语言认同;另一方面，受众自身的能动性也可能会对语言景观重新建构意义。

（三）研究方法

传统的语言景观研究注重的是对标牌的语言（符号）特征的分析，这些方法在研究语言景观与参与者的互动中也能发挥作用。具体而言，除了对不同标牌的语言使用分布进行统计之外，研究者还需从所属主体的角度对标牌进行分类。前述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分野便是早期研究的主要分类方式，之后的一些研究也进一步细化了这种分类。如Amos便根据标牌的交际功能，将之分为标语、招牌、指引等九种类型，不同的交际功能服务于不同的领域，其所属的主体也有所不同;通过分析不同类型标牌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同一空间中不同机构与个人的语言意识形态[29]。不过，这些分析更多关注的是生产者因素，而无法深入探讨与受众有关的问题;同时，这些方法对生产者因素的考察也仅限于主体类型的区分，而无法直接阐述生产者的动因。因此，除了这类从标牌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需要从人的角度进行研究。

从人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最直接的方法是对相关的参与者进行询问，主要包括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方式，大多数实证研究均采取了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或两种。相对而言，问卷调查长于数据收集的数量，而访谈更善于深入分析人们的动机与态度。问卷和访谈既可针对生产者，也可针对受众，但对二者的提问方式有所不同。比如，杨荣华和孙鑫在探讨南京历史文化街区商户、游客与语言景观互动问题时，对前者的访谈问题集中在设计动因上，而对后者则集中在对语言景观的感受和建议上[42]。笔者对本文所提及的研究中的问卷和访谈问题进行了归纳，具体如表1所示：

在表1中，受访者的个人信息除了作为背景知识外，很多时候还作为研究的自变量。在对生产者的提问中，“动机”作为一个关键词，是语言景观生产者研究的核心;另一个主要问题则是语言景观的意义，生产者在这里也被看作是语言景观意义的最权威阐释者。在对受众的提问中，研究者更关心的是他们的主观感受与态度;在意义阐释上，更多的是对语言景观信息功能的理解而非象征功能的理解。

综上所述，在研究方法上，对语言景观中参与者因素的分析，可以从标牌和人两个角度出发。前者强调对主体的区分，后者则探究人本身的意图与想法。基于这一出发点，本文为分析语言景观参与者因素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方法模型。同时，将参与者纳入研究也为语言景观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方向，即采取各种手段挖掘人的想法。语言景观参与者因素分析模型可如图1所示：

四、结语

总之，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语言景观研究始于对社会多语现象的观察，发展至今，已成为多学科共同发展的平台。尽管语言景观研究长于实证发现而弱于理论建设，但这种特性也为人们进行学术创新提供了一定条件。可以说，将“参与者”这一要素纳入语言景观的研究体系中，语言景观生产的动因及意义阐释得到了更为明晰的解读。在研究方法上，新方法的使用也进一步揭示了语言景观的多维性与复杂性。不过，目前关于语言景观与参与者互动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理论构建上，参与者要素应在语言景观理论框架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除了对参与者进行分类之外，它与语言景观的互动模式应受到足够重视。其中，受众作为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充分关注但在理论建构上涉及较少的参与者，应当从感知和态度两个角度建立理论框架。同时，对于生产者而言，其多维性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在实证研究上，关于这两类参与者的研究话题范围需要进一步拓展。在对生产者的研究中，需要将动因、意义阐释这些“点”连成“线”，即将生产过程纳入研究。在对受众的研究中，需要把“对语言景观的态度”和“对语言的态度”区分开来，甚至可以对二者是否存在不一致性进行探讨。

事實上，生产者和受众都是属于语言景观所处领域之内的参与者，正如前文所述，领域之外的管理者也是一类特殊的参与者。尽管语言景观与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关系密切[44]，但作为参与者的管理者并未能得到重视。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对诸如管理者如何塑造当地语言景观以及与领域内参与者的互动乃至冲突进行探讨。

从以上文献还可看出，在这些涉及到语言景观与参与者的互动研究中，国内的研究数量较少。根据一些学者对国内语言景观研究的综述[8]、[9]，目前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在研究方法上也较为简单，而对参与者的研究则可以作为深化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国内学界应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从语言生活[45]的视角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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