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罗斯总参谋长古列维奇

俄乌军事冲突启示录之二

俄对乌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已进入第18天，两国仍处于战略僵持之中。

俄军从第一阶段的“闪电战”到第二阶段从正面发起全面强攻，虽然不少乌克兰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伤亡惨重，但俄方始终无法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目前前线行动有所放缓。分析认为俄方正稍作休整酝酿下一步对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及顿巴斯等城市和地区更猛烈的军事攻势。

俄方战略战术的失败大大出乎意料，人员伤亡和辎重、装备损耗令人诧异，与战前俄方的自身评估和国际社会的普遍预期，都相差甚远。

对于战场上的形势，泽连斯基当局比起初已经乐观了许多，用当地时间11日他在一段视频中的话说就是，乌克兰军队正在给“俄罗斯军队造成数十年来最大的打击”，形势“已经来到了一个战略转折点”。

但俄乌军事冲突引发难民潮，导致世界各地物价上升，通胀加剧，经济震荡，危机已现，拖得越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伤害越大，越系统。

乌方浴血奋战争取到的战略优势及包括本国在内的全球市场的负面反应，从两方面促使华盛顿积极寻求动用除了直接参战以外的一切有效措施推动加快结束冲突。

迄今为止，包括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个人的忠诚体系及强力和拱卫机构、部门高管的制裁陆续推出，对俄银行的SWIFT禁令、能源禁令已签署，新近又决定联手盟国一起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一步步打击俄罗斯的权力中枢和经济命门，勒紧莫斯科的脖子。

对乌援助也在加速加码。拜登紧急授权再拨2亿美元向基辅提供军备及军事教育和训练等援助；一项高达136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在国会众议院顺利通过，待参议院审批、总统签字将生效。

“特别军事行动”停滞不前，国内经济濒临危机，及忠诚体系面临挑战，都迫使已经登上战车的莫斯科寻求战场上的突破，或者在彻底失败之前与乌方达成一份“最不坏”的协议。

为了弥补前线兵员不足，普京当局寄望于国际志愿兵参战，并动员铁杆盟友白俄罗斯加入“特别军事行动”。

在已经进行的三轮外交谈判方面，除了第二轮谈判就设立人道主义走廊达成共识外，双方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第三轮谈判中，俄方的立场仍然强硬。而在谈判结束后，法德领导人对俄开展外交斡旋的结果表明，俄方的态度仍然坚定，“看不出有任何结束战争的打算”。

白俄罗斯态度的微妙转变反映出普京当局的战略处境正在恶化。作为少数对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提供领土便利的伙伴，白俄罗斯总参谋长古列维奇周六罕见表态称，白俄罗斯没有计划加入俄对乌的军事行动。

国际社会的姿态也很明显。在俄罗斯发起的一次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普京当局的提议被孤立，没有任何一国予以明确支持，相反遭到了公开的嘲讽。

可能正因如此，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公开立场对于外交谈判强硬，然而消息显示，俄与乌当局正讨论具体问题，并趋于就签署全面和综合协议达成妥协。

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成员、乌总统办公厅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接受访问时说，第三轮谈判后，双方以视频方式开展了系列沟通并成立了工作组，研究相关方案、寻求在法律层面进行讨论并形成文本，最终由各自的总统签署。

由此可见，在整场战事中，莫斯科已经明显走向败势，除非动用非常规手段，否则很难扭转当前与乌克兰冲突的态势，或者通过浑水摸鱼，为自身创造更多机会。

所谓非常规手段，一般是指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事实上有为这些行动所刻意营造出来的舆论。比如莫斯科指控乌克兰有意制造或部署核武器，开展生物武器的研制；或者将在乌克兰的军事冲突扩大到北约成员国，在国际社会制造更大的混乱。

但这么做不仅可能彻底毁灭俄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导致其国内脆弱的平衡被打破，导致政局不稳，而且注定将引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强烈反应。

拜登当局已经预作警告，声称美国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假若莫斯科使用生化武器攻击乌克兰，那么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就是为了牵制普京当局铤而走险，采取非常规手段，置之死地而后生。

总而言之，谈判几乎是俄乌两国各自寻求对自身损害最小、利益最大的唯一途径，而莫斯科要以陷入如此战略劣势的基础来与基辅达成一份协议，应该说普京当局是始料未及的。

对于作出外交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决定的普京来说，对国家面临的形势、挑战、外部环境和对手能力作出战略误判是一方面，而这一决定本身存在的致命缺憾，正使俄方既不能在战场上占据相对优势、实现打赢目标，又在西方制裁之下面临经济衰退。

实施军事行动的名分很重要。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普京决定的一部分，莫斯科发起军事攻势的最初名分是，指控基辅由纳粹分子掌权，即所谓的“纳粹化”，寻求加入北约，损害莫斯科的安全，并在顿巴斯地区对俄罗斯族人实施“种族灭绝”，因此莫斯科要动武，对乌克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确保其保持中立地位，并承认顿巴斯地区独立，承认俄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实施军事行动的方式，莫斯科方面也经过了仔细推敲，决定以“特别军事行动”命名将要采取的措施。普京当局自始至终否认正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态是“战争”，否认莫斯科对基辅发动了“战争”，最主要的考虑就是，既要达到其在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又要避免受到国际法指控，特别是受到西方的军事干预，使西方失去这样的“名分”。

与普京所做决定紧密相关的因素是，莫斯科极有可能认为行动将受到美国的默许，而在地缘政治上“畏惧”莫斯科的欧洲是“纸老虎”，不足为虑，同时，有了正确的名分，有了“符合”国际法的行动方式，那么它将光明正大地接受外部伙伴的支持，帮助其打赢对乌行动。

“形势比人强”，随着俄乌冲突的发展，普京当局的最初愿望基本都落空了。千算万算，他没算到对手的战斗意志如此之高和己方的军事能力如此之烂，“特别军事行动”根本不足以达成其在乌目标，在第一阶段的“闪电战”攻势中，俄方损失很大，阻力很大，无法取得突破，只好转入第二阶段，对乌城市目标实施无差别的狂轰滥炸，并与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的进攻结合起来。

莫斯科前线战略的变化为其最初的战略设计带来了麻烦，一方面“名分”受到质疑，俄方以“去纳粹化”、消除乌方的“种族灭绝”为名发动攻势，结果其不择手段的攻击彻底破坏了其自己精心塑造的名分，由于其攻击方式反过来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其第二阶段的攻势已经明确超过了“特别军事行动”的范畴，变成了战争行为，莫斯科以自己的矛攻自己的盾，“特别军事行动”的方式已然“破功”。

三至四天的“闪电战”模式的“特别军事行动”失败后，进入第二阶段的俄方行动更明确和公然地破坏了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在联合国大会受到理所当然和众口一词的谴责，多达141个国家投票支持乌克兰局势决议草案。

在己方战略优势逐渐丧失而乌方的优势逐渐增长的情况下，即便莫斯科自身也不再在谈判中坚持“去纳粹化”、“去军事化”条款，变得十分务实，只希望达成领土目标，即最大程度地保住其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既得利益”。

西方最初的反应是高度谨慎，并且充满分歧的，然而俄方自己对军事攻势的“名分”及“方式”的破坏，为西方加强团结、对乌进行愈益大规模的援助，为美国领导全球抗俄联盟对俄施加愈益全面和严厉的制裁，扫清了障碍，创造了理由。

而西方施加“名正言顺”的制裁，也有充足的理由阻止伙伴帮助莫斯科规避制裁措施。除非打算与整个西方为敌，否则莫斯科原本抱有指望的外部支持，也不复存在。

普京所做决定的致命之处还在于，它企图利用华盛顿对作为次要战略对手的莫斯科谋求进行某种程度的联合，共同应对首要对手，过高估计了自身的角色重要性，同时过低估计了华盛顿的战略回旋余地、战略规划能力及对违背国际法原则事件的维护意愿，采取“骑墙”态度，在对华盛顿一定“配合”同时，准备趁机扩大地缘战略利益，从而以“特别军事行动”之名发起了对乌攻势。

普京的愿望落空了，华盛顿意识到这样的莫斯科当局是不可能帮助其实现全球目标的，而且其行为逾越了国际法底线及其容忍度。基于此，拜登当局可能设想了一种新的战略图景，而它不再依靠莫斯科“心照不宣”的合作。

同样，欧洲对莫斯科的冒险感到震惊，对其破坏国际法原则感到难以置信，也感到对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地缘安全的直接威胁，因此在大的原则上欧美空前地达成了一致，联合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俄施加了史无前例的制裁，并积极支持基辅的防卫。

莫斯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大好前程。冷战结束早期与西方达成历史性谅解并推动国家发展的机遇已经历史性地丧失，华盛顿寻求其“心照不宣”合作短期内也不再有意义，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发生了质变，而普京的“残局”越来越难以圆满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