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国内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不代表任何立场。

一

普京在派兵进入乌克兰前的讲话中曾经说，他曾经直接地向美国领导人提出俄罗斯加入北约的问题。

我现在要说一些我从未公开说过的话，我将第一次说。当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访问莫斯科时，我问他：“美国对接受俄罗斯加入北约有何看法？”

事实上，叶利钦和普京不止一次地想加入北约。虽然具体次统计不一。不仅想加入北约，普京还曾经想加入欧盟，真诚地想“融入欧洲”。普京曾经说，“不排除在联合的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相互关系的某个时段，一体化性质的问题将提上日程。”他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与欧洲实现经济一体化是俄罗斯始终不渝的追求。[1]

但是，普京的想法或者说俄罗斯人的想法被美国人和欧洲人多次不客气地拒绝了。欧盟主席普罗迪2002年在接受意大利米兰一家报纸采访时公开声称:“俄罗斯就像乌克兰、摩尔多瓦和以色列一样,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组织的正式成员国。”[2]

美国和欧洲什么一再断然拒绝俄罗斯呢？

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和文化的原因。

我们先来看第一重原因，现实的原因。

确实，有很多欧洲学者谈论过“ 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甚至是从“ 都柏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认为实现真正的欧洲一体化会带来久远的和平。美国著名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等也曾提出思路，也许将俄罗斯纳入北约成员国中的一员，变成“一家人”，北约和俄罗斯的矛盾也许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这类看法显然过于乐观。

从现实层面看，以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和军事实力，如果加入北约，自然会压倒其他国家，和美国成双峰并峙状态。在欧洲人眼里，俄罗斯太大也太复杂。王郦久说，他们担心如果欧盟和北约完全接纳俄罗斯,必将导致欧盟和北约内部的力量平衡被打破,甚至会使这两个组织解体，还会使世界格局发生严重失衡。德、法担心两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美国也不希望它在北约的统治地位受到其它力量的威胁。对这一点，俄罗斯人也清楚。俄国经济发展与贸易部所属研究所教授潘尼科夫说，“应当明确，欧盟没有也不希望接纳俄罗斯为其全权成员，因为俄罗斯太大，欧盟对其难以‘消化’。”[3]

当然，这只是现实层面的原因，只是冰山的水面部分。更深远的原因，在于历史和文化。

二

尽管从叶利钦开始，俄罗斯就一度想融入西方，但西方一直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

中国人可能很难体会到欧洲文化中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巨大区别，往往误以为他们都信上帝，都是白皮肤高鼻子，因此同属一种文化。事实上，在美国和欧洲人看来，俄罗斯是一个异质文化。当西方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革命旗帜时，俄国抛出的却是“东正教、国民性、专制制度”的独特的“三位一体”。亨廷顿说，俄罗斯文明与西欧文明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4]西欧人刻薄地说，“劈开一个俄罗斯人，你会看到一个鞑靼人。”

欧洲人对俄罗斯一种有一种深入骨髓的警惕和恐惧。因为历史上俄国在西欧人眼里的形象一直是比较负面的。俄国落后、野蛮和侵略扩张的形象在西方已经内化为一种“常识”。[5]

西方关于俄罗斯的最初记载中，俄罗斯就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13 世纪，基辅罗斯曾动用大量船只攻打君士坦丁堡，罗斯人的野蛮掠夺引起了当地社会的极大恐慌。[6]在那之后，俄国与西边的邻居一直争战不休。虽然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努力向西方学习，但欧洲对此并不是很买账。许华说，在欧洲人眼中，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度的沙皇制度是一种封闭、落后和不文明的状态。法国驻俄大使居斯廷在《1839年的俄罗斯》一书里谈道：“这是一个西方和东方的混合体……政府至今仍不理解自由的优越性”。19 世纪，俄罗斯雄踞欧亚两洲，国力空前强大，但西方仍然对俄国保持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睥睨态度，讥讽俄罗斯是“北极熊”。“在整个 19 世纪，莫斯科在西方国家眼中不过是保守和反动势力的桥头堡。” [7]

西方人对俄罗斯人几百上年积累的刻板印象很难在苏联解体后几十年得到消解。许华在《西方语境中的俄罗斯形象之困》一文中引用俄罗斯 E-世代（E-Generation）公司于 2008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1998—2006 年间英国媒体上涉及俄罗斯的 500 余篇文章中，俄罗斯人的基本形象是“野蛮的”、“狂躁的”、“顺从强权的”，甚至常被指责“行为举止失当”，而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则与“古拉格”、“苏联式的”、“AK 自动步枪”、“寡头”、“腐败”等有关。[8]法国著名作家莫里斯 • 德吕翁曾说：“在法国乃至西方的新闻报道里，存在着一种针对俄罗斯的情感痼疾。”

三

西方人对俄国人有强烈的负面“刻板印象”，而俄国人自己却有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

美国人一直有一种源于“美国例外论”的理想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上帝选择了美利坚民族，把它安置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并赋予了它特殊的使命——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给全世界做榜样，并把这个普世的模式推广到全世界。这是美利坚民族的使命或者说“天命”。[9]因此美国一直不懈地努力向世界推销美式民主，以为这可以解决人类政治的一切难题。

而俄罗斯人恰好也有自己的“例外论”。我在前几天的公号文章《俄罗斯人的大国情结和民族主义》中提到，俄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融合了东西方的优势，生来就是要拯救或者征服世界的，因此也自认为是救世主。俄国人说，“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不同于世界上别的国家。俄罗斯是神选的，是赋有神性的”，“俄罗斯，就其精神而言，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使命。”[10]

这一想法基于东正教的宗教思想。俄罗斯东正教认为，俄国是新的以色列或第三以色列,是新的罗马或第三罗马，并且是最后的罗马。“上帝选择这样的人民以真理征服世界。”[11]在伊凡雷帝下令编纂的《编年文汇选编》当中，俄国被已经描述为世界的中心。

俄罗斯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俄罗斯人的使命是拯救欧洲和全世界。”俄国作家恰达耶夫说：“有一些民族注定要教给世界一些伟大的道理，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12]

所以美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在一个方向上针锋相对：那就是都认为自己天生是大国，应该领导世界。

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内部虽然思想派别林立，但在在追求恢复俄国大国地位这一点上却空前一致。“从 1992年起，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重新恢复其大国地位，并且得到美国的平等对待”。[13]

普京这样阐述他的“强国意识”：“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 [14]

因此俄罗斯早就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它要加入北约或者欧盟，目标是成为欧洲大陆理所当然的主人之一，而不是成为附庸或集团的小伙伴。“既然俄罗斯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世界大国，那么其在对外事务上就绝不能示弱，俄罗斯民众期望其领导人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坚决果断、说一不二，以此来体现俄罗斯的大国风范。”[15]这样一个国家显然是美国和欧洲驾驭不了的。欧美非常害怕俄罗斯的加入会影响自己对欧洲的控制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四

正是因为俄罗斯“弥赛亚意识”下的大国情结和历史上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美国和西欧对俄罗斯更加警惕，“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16]，基辛格这句话表达的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可能永远难以消除的戒心。

西方国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即西式民主加国际贸易会消解一个国家的战争欲望。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

他们认为，如果在俄罗斯深入推行西方式民主，俄罗斯就不会重建帝国，冷战的成果也就彻底巩固了。

欧盟主席普罗迪说，欧盟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的实质，是想“通过细微、稳固、确实的步骤”，“通过人民之间潜移默化的、逐步的合作和融合”来改变俄罗斯，以防止过去“那些对抗的历史重现”。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俄罗斯在灵魂深处“脱胎换骨”。

事实上，俄罗斯也一度想全力建立西式民主。俄罗斯思想界的“大西洋主义”主张融入西方,走西方式的道路,叶利钦是这一政治思想的代表。

苏联解体后，美国叶利钦一度抱有很大的希望。美国人说，叶利钦是俄罗斯政治家中最坚决主张实行改革的人，因此对叶利钦给予相当明确的支持。但是，对于俄国人非常在意的大国地位，欧美并不那么尊重。已经衰落的俄罗斯在他们眼中已经是二流国家了。

在推动俄罗斯转型的同时，美国和欧洲人又对转型的前景并不乐观。特别是对俄罗斯人执意恢复旧日的光荣有一种深深的担心。苏联解体初期民调数据表明，大约 2/3 的俄民众乃至大多数民主派政治家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一个悲剧性错误，必须用某种办法来纠正。

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重点剖析了俄国人的民族性格。他把俄国人在1859年和1947年这两个时隔很远的年份里所表现出的民族性格作了详细对比。他惊奇地发现俄国的民族性格几乎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任何改变，性格中一直保有那种“基本力量和坚韧性”。维持庞大的永久的军事体系向来是俄国政府所热衷的和俄国人民所能接受的。[17]

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1994 年说，“俄罗斯的危险仍然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即改革被逆转，俄罗斯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可能从共产主义的废墟中抬头”。1994 年接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佩里说，“俄罗斯可能在经过动乱之后成为同西方敌对的一个集权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18]

因此正是从叶利钦时代起，美国基于对俄罗斯未来的不确性的担忧，开始大力推进北约东扩，目的是把这头“北极熊”约束起来，把俄罗斯的影响局限在现有边界之内，削弱、剥夺俄在新独立国家的影响力。陶文钊在《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 1993—1997 年)》一文中为我们详细描述了整个过程。

虽然克林顿政府在北约东扩的过程中刻意设计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作为过渡，但仍然深深地刺痛了自视为世界领导的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

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美国在事关俄罗斯重大安全利益的问题上不考虑俄罗斯人的感受。俄罗斯虽然一心倾向西方，却不被当成朋友。不但俄国被排斥在北约之外，北约又一步步向俄国东扩，俄罗斯感觉到它的地缘环境急剧恶化，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俄罗斯认为，北约已经从北面和东面对俄罗斯构成包围，一旦乌克兰再成为北约一分子,则俄罗斯将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19]

在北约东扩的过程中，俄罗斯人强烈地感受到美国对衰落后的俄罗斯的轻视和不信任。美国给予俄罗斯的国际政治中“二等公民”的待遇,很快让俄国人迅速抛弃了叶利钦主义，转而走上民族主义道路。

因此反对北约东扩的代表性人物乔治·凯南 1997 年 2 月 5 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把北约扩大到俄罗斯边界是“整个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最致命的错误”，美国人忽视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大国情结。“这一决定将煽动俄罗斯公众舆论中的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好战的情绪，将对俄罗斯民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东西方关系中重新恢复冷战氛围，并驱使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朝着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以后事态的发展基本证实了凯南的说法。[20]

五

在普京还没有上台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对他表现出担忧。陶文钊在《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一文中提到一件事。2000年6 月，就在普京提到的克林顿离任前最后一次访俄过程中，他曾这样告诫叶利钦：“你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真正的民主派人士和改革家。可我不知道普京是否和你一样。”[21]

确实，普京不是叶利钦。一方面，普京不排斥欧洲文明，而是希望融入欧洲。他在200l年12月访问希腊时强调:“由于古罗斯接受了基督教,欧洲文明才推进到乌拉尔,才推进到太平洋,这是俄罗斯严肃的历史选择。”2002年1月,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具有欧洲文明,这毫无疑问”。

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远比叶利钦更为坚持俄罗斯的自主性和民族特性，更执着地追求俄国的大国地位。

2005 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将根据人民的意志来选择民主……要保障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原则得到最好的实施，应该考虑到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和其他因素以及民主的基本规范。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将自主决定推进本国民主进程的方式和时间表。”

此后，俄罗斯主流媒体上便频繁出现“主权民主”的提法。

中国人通常认为，转型后的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基本走上西化道路的国家，西方没有理由不接纳它。但是除了美国基于地缘政治考虑对俄国的防范外，更有许多西方人按西方标准判定，俄罗斯的“主权民主”根本不是真正的西式民主，普京实行的集权管理方式和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严重背离西方的价值理念。美国一直希望俄罗斯的西方式民主转型顺利进行，并且充当严格的“监督者”。而当美国认为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有所“倒退”时，美方强烈的批评、施压即随之而来。[22]

在西方眼中，俄罗斯如果实力得到恢复，仍然随时会燃起称霸野心的国家。[23]乔治·布什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赖斯说：“我打心眼里认为,对西方和我们欧洲盟国来说,俄罗斯仍是一种威胁。面对克里姆林宫的核武库和弹道导弹所构成的威胁,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欧洲盟国都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性”。[24]

六

因此，说到底，在乌克兰战争背后，美俄关系的背后，俄国与欧洲关系的背后，实质上存在着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对立。

美国一直强调美欧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政治的，关键“还有文化、价值观和血亲的纽带”。[25]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美国坚持认为，要维护欧洲的安全和稳定就必须促进西方价值观和市场经济，因此一直对俄罗斯发展的“不确定性”深表戒心。依据美国的地缘战略思考,如果俄罗斯经济迅速恢复、政治上又拒绝完全西化，会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26]

在乌克兰战争打响后，欧洲和美国在推出各项制裁措施时一度表现出迟缓，这是因为这些措施大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比如德国与俄国经济关系紧密，一半以上的天然气是从俄罗斯进口。但是，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痛下杀手”。不仅停止了“北溪2号”，还推出经济核弹SWIFT。此举不仅长远影响俄国经济，也会一时对欧洲和美国经济势必造成很大损害。但是为了遏止俄罗斯，他们准备付出代价。

虽然中国人喜欢引用一句话：“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但这几天发生的事再一次证明，在某些历史关头，价值观可能比经济利益有更大的决定性力量。

欢迎关注我的新书《简读日本史》：

[1]王郦久：《普京的“ 融入” 欧洲战略及其前景评估》。

[2]王郦久：《普京的“ 融入” 欧洲战略及其前景评估》。

[3]王郦久：《普京的“ 融入” 欧洲战略及其前景评估》。

[4]许华：《西方语境中的俄罗斯形象之困》。

[5]许华：《西方语境中的俄罗斯形象之困》。

[6]许华：《西方语境中的俄罗斯形象之困》。

[7]许华：《西方语境中的俄罗斯形象之困》。

[8]许华：《西方语境中的俄罗斯形象之困》。

[9]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

[10]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

[11]白晓红:《俄国与西方:俄罗斯观念的历史考察》 ,《东欧中亚研究》 1999年第4期。

[12]许华：《西方语境中的俄罗斯形象之困》。

[13]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 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瑾、宋和坤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 页。

[14]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

[15]邢悦、王晋：《“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

[16]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南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24 页。

[17]聂圣平著,摩根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01,第86页。

[18]陶文钊：《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 1993—1997 年)》。

[19]张露：《地缘政治与美俄关系——从乌克兰大选解读冷战后美俄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20]陶文钊：《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 1993—1997 年)》。

[21]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

[22]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

[23]许华：《西方语境中的俄罗斯形象之困》。

[24]张露：《地缘政治与美俄关系——从乌克兰大选解读冷战后美俄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25]陶文钊：《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 1993—1997 年)》。

[26]张露：《地缘政治与美俄关系——从乌克兰大选解读冷战后美俄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素》。